佳文速递 | 搬，还是不搬？——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的社区居民搬迁研究
周小凤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博士研究生
张朝枝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 主持人
蒋钦宇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本科生
曹静茵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本科生
潘彦宏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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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缘起
搬迁，从两字的偏旁上便可窥知是项大工程——非得是“手脚并用”不可。
《汉书》有言：“安土重迁，黎民之性”，虽然后半句少有提及，却颇有深意。由汉至今，中国已有大半人口不再向泥土讨要生活。随着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理想情境也越发少见。但如费孝通先生所述，如今“安土重迁”的“黎民之性”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失，黎民百姓与脚下的土地仍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结。
然而，在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的情境下，黎民百姓的这种土地情结却时常因搬迁而打破。对遗产地居民进行部分或整体搬迁已经成为遗产保护或旅游发展常见的策略之一，但是搬迁是否真正促进了遗产保护或旅游可持续发展，似乎没有人质疑这个问题。经历过几次遗产地现场调研与考察，在导师张朝枝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于是也就有了这篇文章。
基于旅游经营者视角的调研，开始思考社区搬迁与旅游发展关系。2017年7月起，我有幸参与了张朝枝教授主持的某著名企业集团委托的《中国旅游景区投资与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先后考察了嵩山-少林、乌镇、沙坡头等遗产旅游地，了解到居民搬迁问题与旅游发展的各种利害关系。当时，基于整体搬迁的乌镇旅游发展模式备受旅游投资与经营者的推崇，包括北京古北水镇在内的很多景区都在积极复制这一模式。从旅游经营者视角看，整体搬迁既有利于遗产保护，也有利于景区运营管理。然而，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居民搬迁问题已经远比当年复杂，张朝枝教授对居民整体搬迁模式的有效性与可复制性提出质疑，我也因此开始思考社区居民搬迁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基于遗产保护者视角的调研，开始思考社区搬迁与遗产保护关系。2018年11月，在导师张朝枝教授的推荐下，我参加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长城保护与开放利用研究》课题考察活动。在丹东虎山长城、葫芦岛市兴城古城与九门口长城等遗产旅游地考察期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专家与地方文物保护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经常提及景区内的社区居民与长城遗产保护的冲突及其居民搬迁问题。文物专家们从遗产保护视角看，遗产地社区居民的生活与经营活动不利于遗产保护。我也因此开始思考社区居民搬迁到底是否能促进遗产保护。
基于旅游经营者与遗产保护者的搬迁讨论，梳理国内文化与自然遗产旅游地的搬迁事件。经过前面两次的现场考察，我们在导师组内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但大家都没有共识，便开始收集整理遗产地社区居民搬迁的相关事件。通过搬迁事件的梳理发现，居民搬迁已成为当前地方协调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关系及人地矛盾的常见方法。进一步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遗产化、旅游化过程中社区居民搬迁的有效性仍富有争议，这更激发了我探索遗产地社区搬迁问题的兴趣。
表1我国世界遗产旅游地居民搬迁事件一览表2
案例探寻与实证研究
经过前期的考察与思考，尝试寻找典型案例开展实证研究。2019年，我和导师组成员共同参加了张朝枝教授主持的《长城保护与开放利用研究》课题项目考察活动，第一个探寻的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搬迁案例地为山西省偏关县老牛湾堡长城段，但调研发现老牛湾堡社区居民搬迁主要受万家寨水库修建工程与原居住环境恶劣两大因素影响，与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关系不大，不符合研究需要。
图3居民搬迁后的老牛湾长城堡寨
在老牛湾堡考察期间，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老师交流得知北京有段长城脚下的社区居民经历了几次搬迁，但当时不确定具体是哪个村。后来，我们从老牛湾堡辗转到八达岭长城，与民宿老板聊天时才得知这个社区正是老师们提及的那个搬迁过几次的遗产地社区。
岔道村是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旅游地核心社区。岔道村分为岔道古城、岔道东村和岔道西村。岔道古城建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东村和西村于上世纪80年代建于古城的东、西两边。在八达岭长城遗产化与旅游化的情境下，该村经历了2008年与2013年的两次大规模整体搬迁与2017年的大规模回迁，是一个典型的因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不断搬迁的案例，刚好符合我的研究需要。
起初，访谈开展并不顺利。既有不愿谈及之前搬迁经历，顾左右而言他的叔叔；也有直接下逐客令，不容多谈一句搬迁故事的大伯……我们需要建立和村民间的信任关系。白天在村民们家里四处“蹭饭”聊闲天、傍晚围坐桌前与街坊们一起乘凉、晚上在大院子里与村民们一同观看露天电影，抱着西瓜和邻居们吃的津津有味……慢慢地，我们这些居民眼里外来“搞研究的”（人），和岔道村居民之间融化了警惕与提防的坚冰。村民们也开始对这几个每天在村子里东跑西颠的年轻人产生了兴趣，同时在我们所住民宿老板及其他社区居民的支持与推荐下我们得以滚雪球方式收集到大量一手的访谈资料。
通过持续的调研与资料分析发现，岔道村居民搬迁是一个以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为主要目标的自上而下的行动过程。在导师的指导下，我选择了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反馈-调整”分析框架，以岔道村在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与核心利益相关者行动作抓手，历时性地分析居民搬迁与旅游发展和遗产保护的关系。至此，文章思路慢慢清晰起来。我不断与导师讨论-修改-讨论-再修改（检索自2020年4月以来，我与导师关于此文章的往来邮件有57封，还不包括当面讨论），文章也终于有了现在的样子。
研究发现1：社区居民搬迁既是遗产化与旅游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影响遗产化与旅游化的进程与效果。在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双重目标驱动下，管理部门都选择了将社区居民整体搬迁作为现实策略，但经过“目标制定﹣目标实施﹣目标反馈﹣调整﹣终结”这一过程，研究却发现，社区居民搬迁对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并无积极作用。
研究发现2:社区居民整体参与缺位及社区生计不可持续直接导致社区搬迁策略失败。在岔道村的发展过程中，以遗产保护为目标的整体搬迁本质上都是将社区居民完全排斥在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的过程之外。这种策略忽略了社区不仅是传统村落型活态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旅游发展的内在活力，导致了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双输局面。
研究发现3:社区居民搬迁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协调沟通机制。从岔道村的搬迁反馈机制来看，“自上而下”的单向沟通方式不利于多方表达利益诉求和共同制定互惠的搬迁决策，也不利于协调搬迁过程引起的利益冲突矛盾，从而容易阻碍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搬迁目标的实现。因此，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过程中的社区搬迁问题需要一个更动态的、上下结合的沟通协调机制。
犹记得本文投稿初审意见回来后，我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于2020年冬天再次返回岔道村进行补充调研，站在雪后的古城墙上俯瞰回迁后的岔道古城，远看残雪压枝似乎犹有绿意，愿待雪消门外得见千山春回。我真诚地希望我这个小研究能够讲清楚社区搬迁与遗产保护、旅游发展的关系，能够唤起地方旅游管理部门和遗产保护部门以及旅游投资运营者在对待社区居民搬迁问题上的理性认识，在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乡村振兴建设等工作中处理社区居民搬迁问题时不要“一刀切”，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谨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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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导师经常跟我讲，“文章是改出来的”，但这篇文章也是“跑”和“爬”出来的。导师经常讲，研究问题或者来源于文献，或者来源于现实，来源于文献的问题一定要找到对应的现实问题，来源于现实问题也一定要回应现有理论研究。对于这个研究，感谢导师给予我各种机会深入实地调研考察，也能因此有机会与旅游专家、文物专家一起交流讨论，他们的专业意见不时启发我找到研究问题，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于冰老师、刘文艳老师、许慧君老师等，八达岭长城管理处（原北京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工作人员、岔道村民等所有受访者的信任，他们的无私分享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感谢团队中伙伴们的协助与支持，成文期间的讨论交流让我们不断对本文话题反思深化，寻找对应的理论对话点。感谢各位匿名审稿专家在多轮评审中提出的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使本文的行文逻辑与结构内容得到了巨大提升。
周小凤, 张朝枝, 蒋钦宇, 等. 搬还是不搬？——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的社区居民搬迁研究[J]. 旅游学刊, 2022, 37(3): 83-95.
[ZHOU Xiaofeng, ZHANG Chaozhi, JIANG Qinyu, et al. To displace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or not? A study on the community displacement inthe contexts of 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mification[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3): 83-95.]
原文链接
https://book.yunzhan365.com/rztl/gdoi/mobile/index.html
责任编辑 || 王婧责任校对 || 刘鲁技术编辑 || 邵卫芳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语音主播 || 蒋钦宇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本科生封面图片来源 || 微信公众平台图片如有版权保护请与我们联系，E-mail: lyxk@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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